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Department of Labor, Taipei City Government

「我們停管工會全部都是爭來的，沒有什麼是天上掉下來的。」

對老臺北人而言，無論風吹日曬雨淋，戴著遮陽帽或撐著傘，在道路巡視開單的停車收費管理員（以下簡稱停管員）、路邊的計時收費器、收費票亭，都曾是臺北市街道的一抹鮮明風景。但隨著臺北市停車管理政策的變革，票亭拆遷、停車管理業務外包、停車智慧化，早期仰賴大量人力巡查開單的景象已不復見，停車收費管理員這項職業，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淡去。

在勢不可擋的歷史洪流下，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企業工會（以下簡稱停管工會）透過層層組織，團結工人之力，無論在捲動會員上街頭抗爭的狂飆期、4名工會幹部遭解僱後的動盪期，還是在堅守工會底線的蟄伏期，停管工會始終做為爭取、保衛停管員勞動條件最堅實的一道防線。

縱使隨著停車管理業務外包、停管員退休等因素，讓會員人數從創會之初的900多人，銳減至今僅剩200餘人，工會始終憑一口氣，點一盞燈，只要還有一名停車收費管理員在工作崗位上，就有停管工會在旁守護停管員的權益直到最後一刻。

第一章一呼千應  起身挑戰威權管理  

1975年起，臺北市逐步擴大推動汽車停車收費制度，越來越多主要道路兩側納入停車收費範圍，除路邊收費機器，也出現了負責在路邊及路外人力開單的停車收費管理員，而當時臺北市的停車相關業務，是屬於北市警察局管轄，而停車收費管理員自然也隸屬於警察局。

現任停管工會顧問洪連佐回憶，早期由警察局第五科的一名辦事員指揮監督所有停管員，由辦事員在各場組指定一名停管員擔任組長，並賦予場組組長相當大的治理權。在絕大多數沒有後臺背景的停管員心中，都很清楚哪些同事是靠著關係進來，也有不少停管員被任命為場組長後，跟著高層吃香喝辣，仗勢欺人，只要場組長看誰不順眼，就能任意調動管理員職務及上班地點，而沒權沒勢的停管員，只能乖乖聽話，認命服從。

人治管理作風，造就場組長「鴨霸」的管理風格，也導致場組長與停管員之間的關係發生嚴重權力傾斜，長年累積下來，在基層停管員心中埋下不滿的種子。

隨著台北市停車業務逐漸繁雜，1988年臺北市政府成立交通局並增設臺北市停車管理處，後改名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以下簡稱停管處），停車收費管理員也隨著改隸停管處。

洪連佐指出，因當年有不少停管員是退休軍警轉職，原本就領有退休俸，若轉為技工工友，恐怕就喪失領取退休俸的資格。因此當停管員改為停管處轄下，市府雖曾討論將其轉為技工工友身分，卻遭部分停管員反對，「我們是硬生生自己說不要轉，所以是第三種身分，識別證跟別人不一樣。」

既非公務人員，也非技工工友的身分下，停管員雖同為市府員工，卻只能算是一種簽訂不定期契約的約聘僱人員。這種尷尬的身分，讓停管員每當想要爭取勞動權益時，需要耗費比別人更大力氣。

洪連佐表示，過去曾聽聞有人企圖籌組工會，最後卻告吹，直到停管員楊芳洲、李傳成接觸到台灣勞工陣線，才有一絲機會。在勞陣及幾名北市議員的協助下，以他們所在場組為發起中心，慢慢將籌組工會的資訊對外擴散、發酵。

當時人在收銀組的洪連佐，因為必須到各場組回收路邊停車計時收費器的銅板，所以工作機動性高，又可接觸到不同場組的停管員，於是收銀組成了這一波籌組行動中的小蜜蜂，肩負傳播籌組工會消息的重責大任。

對於長期受到威權治理，而累積了眾多苦悶情緒的停管員來說，終於有了宣洩的出口，原以為逆來順受慣了的停管員們會有所遲疑，沒想到在籌組過程，雖對工會功能只有模糊概念，但停管員們仍舊一呼千應，紛湧加入了工會。

停管工會理事杜祖花表示，「我們的前身是隸屬於警察局，停管員的組成有招考，還有退休軍警、警眷、軍眷，早期還有透過各種關係介紹，有關係的就是吃香喝辣，像我們這種沒有關係的，長期以來遭受不平等對待。我們最初的觀念是，有工會的話，工會一定是挺勞工的，所以一有工會就決定要加入。」

停管工會常務理事黃詩琇也認為，工會能統整並凝聚分散在各場組的停管員，形成一股能與停管處談判、協商的力量。

「我們其實是分散在臺北市各地，然而卻有一群人努力的想把我們聚在一起，雖然距離他們(指發起場組)很遙遠，也不知道到底有什麼遠大的目標，只聽說有要成立工會的訊息，但     是就想說大家團結在一起成立個組織，好對外有個發聲的對口，來表達訴求也很好，於是就填寫報名表後，親自送到發起場組，說我們要加入。」

停管工會秘書韋秀蓮當時也是基層停管員的一員，基於勞工相挺的情誼，認同工會就是代表勞工，不作他想，也毫無畏懼地加入工會。

於是，1997年7月6日，在當時的臺北市市長陳水扁同意下，停管工會突破當時的法令限制，正式成立。當時停管員約1,280人，就有900多人響應加入工會，入會率高達75%。

當時市府轄下已成立的工會有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工會、臺北捷運工會、臺北市公車處工會及台北銀行工會等工會，停管工會則是第五家，有別於前四家皆為事業單位工會，停管工會則是第一家由公部門所屬行政單位的勞工所組織的工會。

    

   

▲停管工會成立之初，第一份工會訊。（圖片提供/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企業工會）

第二章　工人要走自己的路：街頭路線確立

停管工會成立之初，由於工會與議員間溝通管道順暢、互動頻繁。在第1屆理監事會運作中，透過不少議員協助遊說、倡議，幫忙停管員爭取到許多福利，如1997年底，成功爭取到婚喪假天數比照公務人員日數發給。此外，1999年再下一城，爭得工作獎金4,000元。 

▲工會成立不久後，透過議員幫忙，爭取到婚喪假比照公務人員日數的福利。（圖片提供/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企業工會）

停管處原本最為基層詬病的威權作風，也因為停管工會的成立，慢慢建立起公開透明的管理制度，明確規範場組長不得任意調動停管員。

停管工會監事會召集人朱世梓認為，「早期資方幹部非常權威，直到工會成立後才有了一些改變，而當會員、場組成員親眼見證這些改變後，他們才開始對工會有信心、有向心力。」

第1、2屆理監事會打下的功績，展現出工會與停管處抗衡的力道，一方面讓停管員們認可工會存在的價值，另一方面卻也挑戰了停管處原先大權在握的管理權，觸碰資方的敏感神經。     

於此同時，受到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及臺北市產業總工會（以下簡稱北市產總）影響，在停管工會新任總幹事袁孔琪的主導下，1999年開始，原本習慣與臺北市議員合作倡議的停管工會「議會路線」逐漸鬆動，導向直接衝撞的「街頭路線」。

而工會路線之爭的主要導火線，是政府公告自2001年1月起，勞工法定工時縮短為每兩週不得超過84小時，公務人員則從隔週休二日改為週休二日。^[1]

為了配合北市停車收費時段，路邊收費的停管員分為早、晚班，工時各7小時，路外收費的停管員則是24小時分3班制輪班。然而，隔了個跨年夜，停管處突然的一道命令下來，讓原本跟著公務員隔週休二日、每日工時設計為7小時的路邊停管員，瞬間回歸勞基法規範，兩週總工時從77小時，加到法定的84小時，每個禮拜六都必須上班，不但勞動條件大幅倒退，對比即將開始實施週休二日的公務員，更形成巨大的相對剝奪感。

當時還不是工會幹部的韋秀蓮，與同場組的其他停管員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動，情緒憤慨，無法理解為什麼原本與公務員休假一致的停管員，此刻卻被刻意突顯勞工身分，矮人一截，被孤立於週休二日的制度之外。

「在還沒有84工時之前，我們跟著市府隔週休，路邊收費也是隔週休，禮拜六要上班的時候，路邊也都要收費，然後休假的時候也跟著休假，所以對我來講，我都是比照市府規定的啊！為什麼過了一個年，隔年開始就突然不能了，變成你們週休二日的時候，每個禮拜六我都要出來上班。」

不過，當時的第2屆理監事會，對爭取84工時一事，分成主戰、主和兩派意見。主和派礙於勞資關係壓力，傾向息事寧人；主戰派則認為停管員每日工時7小時之作法已行之有年，且過去皆比照公務員休假，同為臺北市政府員工，休假制度不該有差別待遇，因此主張爭取比照公務人員週休二日。

由於理監事會意見分歧，常務理事一人主戰、兩人主和，以總幹事袁孔琪為首的鷹派，則邀約當時是理事之一的洪連佐，兩人合作帶領理監事出擊，到各場組舉辦小組座談，捲動基層能量，探測停管員們的態度，也藉機串連，集結眾人之力。

韋秀蓮回憶，當時小組座談時，停管員各個情緒激昂，甚至當場要求與工會一起走上街頭抗爭，「我們路邊的停管員都覺得，我就是要隔週休，為什麼我突然變成不能隔週休了，然後就說，上街啦上街啦，你發動，我們一定會出來。」

也因為基層反映熱烈，理監事會被逼得不得不回應會員需求，在2001年1月2日發動上街遊行，400多名停管員拉布條、舉標語，從興雅國中步行至停管處前抗議。這也是停管工會成立以來，首度的街頭行動。

▲2001年1月2日，因不滿無法比照公務人員實施週休二日，400多名停管工會會員上街抗議表達不滿。 （圖片提供/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企業工會）

基層怨氣高漲，抗議行動也在媒體鎂光燈關照下，迫使停管處在該年1月10日與工會「和談」，稱之為「二屆四次勞資會議」。

洪連佐猶記當天會議開了將近10個小時，讓停管處騎虎難下的主因，是來自於市府早就對外公告，往後無論單、雙週的禮拜六，路邊停車都要收費的規定。而政策既已頒布，不能朝令夕改，停管處只好退讓，主動與停管員協商禮拜六上班的加班費金額，提供停管員休息日出勤的誘因。

這次會議，最大的勝利是勞資雙方以白紙黑字明訂停管員於休息日出勤，加班費以1.34、1.67為計算基數的勞動條件，換算下來，禮拜六一天加班費將近2,000元。工會幹部驕傲表示，這次爭取到停管員的加班費計算方式，不僅遠優於當年勞基法的規定，且比後來勞基法二修早16年提出這個計算基準，我們是走在時代的前端！    

不過，這對停管處來說，無疑是「割地賠款」條約。也因此，往後的十幾年間，停管處小動作頻頻，屢次想改動二屆四次勞資會議的協議內容。

對停管員而言，「84工時」是一場勞動條件保衛戰，原本只是想要比照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及休假，卻意外談出優厚的加班費條件。對停管工會而言，這更是一場由底層發動，推著工會往前走的戰役，不僅戰打得漂亮，也在工會內部「鬥」響了街頭路線，讓停管員們明白，權益從來都是要靠自己爭取的。

自此，「我們決心走自己的路，用自己的雙腳走上街頭、靠自己的力量爭取權益。」

第三章 工會煉成術：扎實組織、共識決議

靠著從基層湧上的力量、推進成形街頭路線，促使停管工會站定日後的戰鬥位置，而理監事會堅持的「共識決」機制，透過不厭其煩地彼此對話，緊密連結會員間的關係，及綿密又扎實的組織功，皆成為停管工會最強大的作戰彈藥庫。

在工會成立前期，停管處的管理權首度被鬆動，於是試圖對工會成員恩威並濟，使出胡蘿蔔與棒子，把職場晉升當誘因，誘使部分工會幹部變節、投誠，由於類似狀況屢次發生，開始引起了工會會員的質疑。

接續的第3屆理監事選舉，包括洪連佐、韋秀蓮在內的競選人馬，便打著陽光團隊的口號，強調任內不會接受停管處所給的升遷機會，樹立了往後只要擔任停管工會理監事者，必須擁有抵禦資方收編行為的內規，凡遇升遷，就必須經過理監事會與眾幹部討論後決定。

▲ 停管工會堅持理監事必須親自跑場組，與會員密切接觸，過去負責送工會文宣、會訊，2008年後，因停管處停止幫工會代扣會費，理監事除分工送文宣，每月也固定到場組收會費。（圖片提供/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企業工會）

從第3屆理監事會開始，理監事會便有意識地改變工會的決策文化，刻意淡化幹部權力，而是強調集體共識決，凡事都要「由下而上」，交由民意凝聚方向，並一起承擔後果。與此同時，工會理監事必須「直面」會員，由工會理監事分工，親自到各場組發文宣、面對面小組座談，2008年後，因停管處停止幫工會代扣會費，理監事除分工送文宣，每月也固定到場組收會費。而「跑腿收錢發文宣」，也就成了理監事必須修練的入門功夫。

黃詩琇說，理監事必須各自認責任場組，親自到場組發放文宣、會訊，與會員面對面接觸，確保能將訊息有效傳遞至各個會員，同時將基層聲音帶回工會。而最讓她印象深刻的是，為了及時將文宣送達到大夜班同事手中，他常常清晨4、5點就得騎著腳踏車出門。

身為前期幹部的洪連佐更有所感，雖然在跟會員收會費的過程中，直接面對同仁的漠視及     言語質疑，但同時也開始與會員慢慢建立起親密感，其實收穫滿滿。

不過，停管工會理事劉佑銘的經驗則是快樂的，甚至是在工會動盪期間，為了理解會員實際心理感受，他更加勤奮得穿梭在場組間，時常利用上夜班前夕，到其他場組晃晃，找人抬槓：

「我所謂的快樂，是指在這種被資方打壓的狀態下，他們還願意做這種選擇，我覺得這就代表會員認同工會的作為、也知道自己在幹嘛，會員與工會之間是有共鳴的，這其實很不容易。」

然而，每個工會理監事在打磨、成長的過程中，幾乎都有一段自己青澀的過往、各自擁有難忘有趣的往事。而在一次次發送文宣、小組座談和會員接觸的過程中，無形中也練就了工會幹部堅實的能耐。

停管工會常務理事林淑芬，就曾當場被會員的提問考倒，無從應對，因而趕緊向工會會務人員求援；連現在遊走各工會勞教場合、侃侃而談的洪連佐，過去到場組進行小組座談時，都曾經被取笑「從來沒看過這麼爛的講師。」

即使大家都經歷過一段難熬的菜鳥時期，卻也一致認為雖麻煩但扎實的基本功訓練，是促使幹部能力茁壯必經的天堂路。

韋秀蓮則認為，除了養成幹部能力之外，其實在幹部與會員對話的過程中，也是在培養會員     與場組對抗的能耐，讓會員了解自己也具備反抗的能力。至於會員敢不敢跨出那一步，工會則選擇尊重會員的個人意願。

而獨特的「共識決」，更是停管工會最引以為傲的資產。

每一位理監事，甚至會員，都必須走過自我揭露的試煉，在大家面前攤開恐懼與顧慮，透過集體講述、對話，更加明白自身限制，以及能為工會做出哪些貢獻，並從中選定自己的戰鬥位置，一同分工合作，凝聚工會向心力，繼續往前進。

而工會的每一項決策與行動背後，都是從組織內部不斷拉扯，再歸納出一個可行的方案後，端到理監事會、會員代表大會及會員面前，歷經會員的相互詰問與腦力激盪，經過層層檢視後才做出的最終決議，也因此停管工會才能在面對困境時，拿出禁得起考驗的底氣。

對此，洪連佐表示，「最重要的是停管工會是集體做決策，這跟其他工會是不一樣的，我們絕對不是一個人說了算。」，劉佑銘更再三強調，這是一個集體的團隊，大家為工會共同努力；停管工會常務理事蔡欽鴻也說，「這就是停管工會啊，不然的話，就跟別的工會一樣。」而這樣的堅持，在工會日後遭受重挫的時候，更能彰顯出停管工會從來就不是頭人政治，而是由集體協商與民主政治在支撐運作。

第四章 那些年，會員們一起攜手打過的仗

84工時上街頭的經驗，讓停管員們初嚐用自己的力量挺身捍衛權益所獲得的甜美果實，士氣為之振奮。但好景不常，不到半年的光景，停管處就打算推翻2001年初簽訂的二屆四次勞資會議中攸關勞方全年休假113天的協議，要求停管員歸還3天休假。

對工會而言，停管處的舉動無疑是挑釁，「白紙黑字的會議協議，資方說反悔就反悔。」於是，2001年年底，停管工會除了號召會員集體遞送請假單向資方抗議外，也再度走上街頭，但這次響應的會員卻少了大半，氣勢不大如前，甚至有停管員戴起口罩，隱藏身分，擔心事後遭停管處秋後算帳。

洪連佐分析，二屆四次勞資會議談妥的優渥加班費條件，反倒成了威脅停管員的破口，為了月入逾8,000元的加班費，導致部分停管員甘願噤聲。

不過，即使加班費成了雙面刃，但工會靠著另一套動員說法，指責停管處罔顧400多人的心聲，任意違約背信，仍號召了200多名會員上街陳抗，甚至有人戴著土匪帽，衝進交通局找局長理論。

84 工時這場仗之後，某位工會理事請會務假卻遭場組長刁難，經工會幾度與停管處溝通未果，因此，時任停管工會總幹事的常建國，帶著10多名工會幹部衝進市府11樓臺北市長辦公室，直接向市長陳情。

停管工會強悍、出人意料的行事風格，也在這幾波行動中，漸漸傳開，更成了臺北市政府眼中的「叛逆份子」。

▲2002年臺北市長選舉前夕，停管工會參加北市產總舉辦「搶救勞工權益大遊行」，許多停管員熱烈響應。（圖片提供/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企業工會）

從2001年開始，市府欲將停車管理收費業務委外的想法，越來越明朗，臺北市產業總工會於是在2002年臺北市長選舉前夕，舉辦「搶救勞工權益大遊行」，當時的國民黨臺北市長候選人馬英九當場簽署同意書，承諾市府業務「原則上不委外」，如有試辦委外業務的必要，則必須透過產、官、學、勞四方共同訂定檢驗試辦成敗指標，過程將「邀請工會全程參與」。

其後，北市產總也著手備戰，帶著恐面臨外包危機的停管工會及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企業工會，組成外包專案小組，進行國內外案例研究，帶著各工會幹部一起產出對外的論述與訴求。另一方面，工會會員也沒閒著，除了積極參加勞教課程吸收外包相關資訊外，也開始在街頭拉布條、發文宣，試圖爭取民眾支持。

2003到2007年，是停管工會反外包動能的巔峰時期，幾乎所有路邊收費管理員都全體動員參加。洪連佐說，「外包這件事，我們打得滿兇的，只要市政府有動作，我們一定出去，像建國橋下、金山橋下、新北橋下都打過仗，內湖也打過仗，所以跟他們關係（指會員）越來越緊密，整個仗的主力戰場，就是在路上。」

上班前、下班後的時間彌足珍貴，但在反外包行動如火如荼進行的這段時日，黃詩琇與同場組的停管員將自己的時間奉獻出來，到金山橋現場，與同仁在紅綠燈轉換之際，一起在斑馬線上拉起大幅布條，尋求市民認同；工會也一併遊說當地里長、里民，試圖連結停車收費業務外包與民眾權益，帶動社會大眾支持停管員維護生存權的訴求 。

 

 

▲停管工會到路口斑馬線上拉布條、發放文宣，極力爭取民眾支持反外包行動。（圖片提供/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企業工會）

韋秀蓮指出，「市府所做的每個政策都會影響到所有市民的權益，我們反對業務外包的訴求，如果僅是從保有自己工作的角度去發聲，卻沒有跟市民的權益相連結，工會的訴求得不到外界的支持，你也就反不了。像一開始，里長都會被我們說服，跟我們站在一起，後來市府也學會了，你們工會去找里長，他們就比工會更早去找里長…」

2006年8月，馬市府也依約舉辦了一場「北市停車管理政策產官學勞座談會」，工會代表在會中砲聲隆隆，當時的臺北市副市長金溥聰當場允諾，將正在議會審議中的「臺北市停車管理自治條例」撤回重新研擬。

▲2006年8月，馬市府舉辦「北市停車管理政策產官學勞座談會」，辯論臺北市的停車管理政策缺失。（圖片提供/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企業工會）

外包議題打得火熱，而停管員的團結對外，再度發揮了功效。從馬市府時代，上街反對84工時(2001年)，反對外包(2002年起)，都因為有工會的行動阻擋在前，終讓市府最後收手作罷，成功守住了勞權的那道防線。

2006年底，北市產總比照上屆市長選舉模式，選前舉辦「勞動公民嗆聲大遊行」，這次的臺北市長候選人郝龍斌，不但親自出席遊行，更在舞臺上簽署政策承諾書，並對著群眾高呼「只要市府的員工反對，市府的業務絕不外包」、「保障工會幹部會務假」等聲明。

 

▲2006年底，北市產總選前舉辦「勞動公民嗆聲大遊行」，當時的臺北市長候選人郝龍斌，簽署政策承諾書，更高喊「只要市府的員工反對，市府的業務絕不外包」、「保障工會幹部會務假」等聲明。（圖片提供/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企業工會）

而後，郝龍斌順利當選臺北市長，而新任停管處處長張哲揚也於2007年2月上任。在張哲揚上任後，一切豬羊變色，不僅片面更動歷來停管處與工會達成的多項勞資協議，更限縮停管員的勞動條件，致使日益趨緩的勞資係越發劍拔弩張。

停管處起先是推翻「春節休假專案」共識，導致停管員連續工作7天，違反勞基法的七休一規定；而後，擅自變更原本停管員休息日出勤加班費以1.34、1.67為計算基數的協議，改按原領時薪發放，引發部分場組抵制，並因而延遲發給停管員加班費。當年6月，停管處更質疑起工會理監事請會務假的正當性。

對工會而言，停管處一連串的刁難行徑，等於是企圖癱瘓工會運作的手段，因此向臺北市勞工局提起多次勞資爭議案。雙方的角力戰，從年初一路延燒到年中都未止息，而攻擊工會的黑函也開始滿天飛，更讓停管員個個心浮氣躁。

到了8月，堅持休息日出勤加班費計算基數不變、春節休假維持原方案的4位場組長(洪連佐、杜祖花、葉明金、洪榮佑)，遭停管處調離原單位。杜祖花談及當時奮力抵抗停管處的原因是「一個外來的管理者(指張哲揚)想一來就要降低既有的勞動條件，應該事先協調、溝通再執行，而不是用強硬的手段，獨斷的逼迫勞方接受，那我們這幾十年努力掙來的勞動條件算什麼？」

工會忍無可忍，於8月中再度發動停管員遊行，抗議停管處違背協議，以行政權力打壓工會。到了9月，停管處推翻郝市長選前簽署政策承諾書，逕自將新增的西門町機車收費業務委外公開招標，於是工會在西門町展開反對機車收費的宣傳行動，針對商家做問卷調查，並向往來民眾解說路邊機車格收費制度的影響，林淑芬解釋，「那時候西門町路邊機車還沒收費，市府要直接委外收費，所以那時候店家反應激烈，因為店家的認知是本來客人來停車不用錢，所以我不要你收錢…我們是反外包」，引起商家、民眾廣大回響。    

 

▲2007年9月，停管處逕將西門町機車收費業務委外公開招標，工會在西門町展開反對機車收費的宣傳行動。（圖片提供/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企業工會）

儘管資方動作頻頻，但作為悍將部隊的工會會員，依舊勇往直前。「這些事情是我們自己的權益，如果我們自己都不敢站出來，還有誰可以替我們發聲？」對於跟黃詩琇一樣，勇敢站出來的停管員來說，並不是不怕遭到清算，而是更怕好不容易掙來的權益，被資方輕易抹滅，常言道「天助自助者，自助人恆助之」，我們必須先為自己的目標付出努力，其他人才會願意來幫助你，「除非你自己有什麼權益受損的時候，你也都無關緊要，如果你心有不甘，當然就非常願意站出來，因為我們都是在為自己的勞動權益奮鬥！」

然而，勇氣並非一天練成，洪連佐認為「是從一次一次把自己攤開、一次一次慢慢打磨而來，從開始怕到不怕，這是一個過程…」

黃詩琇也認為，當你認同這件事的價值、願意用自己的時間出來抗爭時，就會先自我要求，把職場上該做的工作做好，不要讓人找到把柄或是任何可以懲處的理由，這是自己一點一滴慢慢累積而出足以與對方抗衡的心理能量。

只是，當工會反抗聲量越來越大，市府容忍度也越來越低。韋秀蓮說，當天西門町行動後返家，她老公憂心忡忡地提醒她當心為此丟了工作，而當時她心存僥倖地認為「公家機關應該不至於這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