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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故事(上)
- 發布科室：勞動教育文化科
大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69年，原屬裕隆汽車投資企業，在1977年由欣欣客運接管共營，1979年向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簡稱退輔會)申請獨立營運迄今，現擁有42條公車路線，主要行經臺北市北區（北投、關渡、士林），東區（信義、內湖、南港）及新北市（板橋、土城、新店）。目前員工數約400人，其中駕駛就佔了293人。 在臺北市，大南汽車與欣欣客運是唯二具備軍方色彩的客運公司，背後的投資者同樣都是退輔會，是少數的「自主工會」。 1987年臺灣解嚴，隔年報禁解除，工會、社團組織等如雨後春筍般冒出。1988年元月，大南汽車駕駛周賢傳與外部產業工會聯手，預備籌組大南汽車企業工會，周賢傳積極到各場站奔走、召募會員，消息逐漸傳開，當大南高層聽聞此事，非但沒有阻饒，更反將籌組工會的主導權搶過來，指派公司最會賺錢的、名叫黃四正的站長，負責輔導工會成立。 同年10月14日，大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正式成立，除站長級以上的主管，其餘員工一概強制入會，只不過，工會幹部雖美其名是由會員投票選出，但背後則是由各場站站長「欽點」優良駕駛出線，等於只有管理階層認可的勞工，才有資格擔任工會幹部。 現任大南汽車企業工會理事長鄧有明，從第四屆開始擔任工會常務理事，第九屆工會改制時開始擔任理事長，他強調就他自己所觀察，工會成立以來，資方從未干涉工會決策與行動，他也認為30年來大南汽車之所以能保有一定程度的勞資和諧，與工會成立過程有關。 我們工會的成立，資方很誠意……像我們交通業，老闆非常反對勞工成立工會，來對抗公司，我們的公司是剛好相反，不但公司同意我們成立工會，而且還請專人指導，這就是我們目前為止勞資和諧的第一個要件。 不過，鄧有明心裡也清楚，公司當初願意主動輔導工會成立，雖然事後不至於一手掌控工會運作，但仍藏有私心，不全然是鼓勵員工投入爭取權益，公司也怕阿貓阿狗來，到時候跟公司對立，對大家都不好。 鄧有明說，雖然是資方輔導成立，但是很民主，從來不過問，勞資溝通管道一向保持順暢，每三個月定期召開一次勞資會議，只要跟勞工有關的權益，工會也可隨時找公司高層談；再加上大南是退輔會的投資事業單位，具半官方色彩，公司不敢恣意觸法，產生勞資爭議的機率自然小。 而隨著工會成立時間越來越久，有意願投入工會事務的基層員工也越來越多，漸漸脫離資方授意，理監事選舉全面民主化，任何會員都可參與選舉，理事長更是由全體會員直接選舉產生，大南汽車工會已完全走向自主。 自1988年工會成立後，大南勞資關係長期處於承平時期，直至2005年，當時的陸軍副總司令陳金生提前退伍，轉任大南董事長，在大南掀起了一波改革。 當時陳金生為了償還公司先前積欠銀行的債務，一方面力行樽節，大砍員工福利，另方面卻因組織內鬥，花大把不必要的銀兩，硬將公司據點從關渡遷移至承德路，種種行徑導致基層員工怨聲載道，激起勞資對立，也讓大南進入了勞資關係最動盪的時代。陳金生這個人，也成了工會幹部口中，最懷念又最可惡的爭議人物。 陳金生過來的時候，是我們公司最狼狽、欠銀行的債是最高的時候，欠了大概4億1千多萬，說來話長啦……前面那位董事長(註:范宰宇)大量採購車輛，連車輛時間未到的，也提前汰換掉，本來我們可以買的車子大概30輛，他要走的那一年就買了將近70輛。 鄧有明回憶，公司成立的營業額才2千5百多萬，卻因大量購車，光積欠銀行的利息就高達4億1千多萬，陳金生接任董事長時，公司的營運狀況一度撐不下去，轉賣傳聞甚囂，財務窘迫的狀態下，公司找來工會協商，給出兩方案，一是重新調整公司薪資結構，二是員工薪水集體縮減兩成，但變動太大，引起強烈反彈，最後兩方案才都作罷。 但是，對外債務高築未解，公司不得已只好對內縮減、終止員工福利，各種名目的福利金陸續被砍掉，原本各場站的站務員，每個人每月管理一臺車，可領66元車輛管理費(簡稱車管費)，每個站務員管理的車輛總數各不同，當公司連車管費都收回的時候，終於引爆站務員的不滿。 由於大南汽車站務員的上班型態是做一休一，出勤一日需做滿24小時，早上9點工作到隔天早上9點，才能休息一日，每月30天，上班15天，每月工時長達360小時，遠遠超過當時《勞基法》訂立的168小時的上限，然而公司每月給付的加班費卻只以45小時計算，長期「吃掉」實際的工時與加班費。 2007年，各場站加起來共19名站務員首先發難，先略過工會，私下連署串聯，向公司追討加班費，但與公司協商未果，最後才委託工會出面到臺北市政府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同時透過大南汽車工會的上級工會臺北市產業總工會助陣，動員各基層工會擴大聲援，原本已擬定對外召開記者會，企圖製造輿論向資方施壓，這也是大南汽車工會成立以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勞資關係嚴重衝突。 大南汽車工會副理事長陳盛雄說，當時19名站務人員爭取的是2001年到2006年的未修完特別假工資、延長工時加班費、例假出勤工資差額，因站務員們與公司談判破裂，轉而尋求工會出面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經過4次調解會議，歷時將近5個月才達成共識，順利追討回加班費。 鄧有明表示，當時勞資雙方鬧得很僵，工會不但準備好召開記者會，控訴資方未給付加班費，更製作了500條黃絲帶，籌畫讓每個公車駕駛綁在頭上開車，吸引乘客注意，帶動輿論風向，最後是陳金生派了一名特助出面協調，再加上勞工局人員明確指出違法事實，公司深知理虧在先，只好退讓，工會才順利替19名站務員追討5年的加班費，更溯及這5年內曾經擔任過站務員的所有人，總共償還了約93萬。 不僅如此，公司還一併建立了站務員的排班新制度，從原本的做一休一，改成333，3天早班12鐘頭，3天晚班12鐘頭，接著休息3天。鄧有明說，當時仍沒有周休二日，一個月頂多休8天，站務員改成333制度後，一個月可休息9到12天，逾時加班費照領，休假變多，實施後，站務員再也沒有任何抱怨的聲音傳出。 不過，在這場看似打贏的戰役裡，大南汽車工會並沒有獲勝的歡欣心情，反而感到特別的憋屈。 其實喔，你一直爭，爭到最後受傷的是整個大南的會員。已經得到便宜的是這幾個幹過管理員的，吃虧的是我們所有的會員，因為那一年我們完全沒有年終獎金…… 副理事長陳盛雄則笑著糾正，其實當年公司還是有核發年終獎金，只是從原本的1.5個月，變成只有少少的5000元，這是笑話啦，同業的駕駛問說今年多少，那我們駕駛都給他比5個月，1個月1000。 公司該年以沒錢為由，大幅度縮減年終獎金，由於站務員的職務性質，已算是各場站的管理人員，19名站務員成功追討到加班費，卻苦了200、300多個基層駕駛員、技工等，大家難免感受到自己「被牽連」，更有種相對剝奪感，部分會員因此怪罪工會無能。 而對於是職務具備管理性質的站務員率先挺身爭權益，而不是最多數會員的駕駛員發起，工會幹部們都大嘆可惜，這是工會成立以來最大的一樁，本來有勞資爭議的應該就是駕駛才對，不是後勤人員，沒想到是他們先發難。 此外，在站務員追討加班費過程中，也發生了一件讓工會幹部至今咬牙切齒的小插曲。鄧有明提到，19名站務員裡，有2個人「窩裡反」，私下致電公司高層輸誠，解釋自己是礙於集體行動的壓力，才跟著加入追討行列，最後這兩人除了拿回加班費，還有人因此升官當起站長，等於兩邊得利。當時幹部們雖然心知肚明是哪2人「窩裡反」，但礙於無法說開，只好自己摸摸鼻子作罷。 也因為追討加班費的行動者身分、後續更殃及全體員工年終獎金縮水，中間更有少數人兩邊得利，讓這樁工會成立以來最大的一場仗，始終蒙上一層陰影。 而在陳金生擔任董事長的動盪時期，除了站務員追討加班費、大砍年終獎金等福利，另外一項爭議就是他執意將公司從自家土地的關渡，搬遷到承德路另外承租辦公場地。 ．前言：
第一章、大南工會30週年：從被扶植走向自主
第二章、最激烈一戰：替站務員追討加班費
為站務員追討加班費，是大南汽車工會與資方關係最衝突的一次，工會當時甚至製作了500條黃絲帶，預備讓駕駛帶上開車，引發社會關注。(圖／陳盛雄提供)
大南汽車現址位於關渡，後有山、前有河，在董事長陳金生的任內，被遷往承德路，直到下任董事長
才又遷回。(圖/大南汽車工會提供)
陳盛雄說，當時公司以財務吃緊為由，大幅度刪減員工福利與津貼，宣稱藉此彌補財務缺口，但一方面頻頻喊窮，要求員工共體時艱，另一方面卻執意花大錢，將公司遷往承德路，先花了一筆200多萬元的硬體裝修費，每個月更多支出高達45萬元的租金，且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因無法負擔高額租金，賠償近千萬元的違約金後，再度遷到文林北路，月花18萬6千元繼續租房。
以上種種錯誤決策，讓陳盛雄氣得以「基層員工」署名寫了一封陳情書，狀告退輔會。只是陳情書最後猶如石沉大海，陳金生並未因此受到調查或懲處。直到2009年，下任董事長張昭禮到任，才將辦公場所遷回關渡。
隨著陳金生四年任期滿，勞資雙方的緊張關係也趨於和緩，慢慢又回到了先前的和平共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