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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銀樓業職業工會故事
- 發布科室：勞動教育文化科
前言 台北市銀樓職業工會（以下簡稱銀樓工會）成立於1969年，是臺北歷史最悠久的職業工會之一，範圍包括珠寶、金工設計。從老師傅在金工鋪做工的身影，到工會不斷推展的會務，我們可以窺見一代傳統產業從草創、興盛、衰退、到努力轉型的完整過程。銀樓工會的服務內容，從起初單純的勞保業務，到近期開始主動舉辦金工達人比賽、產業升級輔導……無所不包。一方面，工會希望能讓這些向來低調的老師傅，從珠寶設計的幕後英雄，走到世人面前被看見；另一方面也盼透過這些活動，讓年輕一代能夠重新認識、回顧這個產業的風華記憶。 一、走走停停，歷時3年完成工會籌組 今日我們對於金工師傅在銀樓鋪刻模雕花、設計圖樣的身影已不再熟悉，在臺北市區內，也越來越難見到傳統銀樓蹤影，只有在連接西門與臺大醫院的衡陽路、還有延平北路等地，才較容易看到過去繁盛的銀樓街。不過，臺灣的金工與珠寶加工業，其實由來已久。 臺灣的金屬工藝發展史，最早可追溯到原住民時期，包括十三行遺址、蔦松文化，都可以看見金工藝品的身影，在當時，金銀器物大多做為嫁妝、陪葬物，也是部落中身份地位的象徵，例如黃金刀柄、黃金胸飾等。17世紀開始，漢人移民逐漸帶進婚喪喜慶、祭祀禮俗的傳統金工製品，也出現以漢人文化典故、象徵吉祥等人物或動植物為題材的飾品。到日治時期，紋飾也開始出現日式圖樣，例如松竹梅等。值得注意的是，到了1949年，國民政府來臺之後，曾經一度管制黃金外流，制止銀樓設立、禁止民間販售黃金，直到1957年，才重新開放，臺灣的金工產業自此開始活絡，而銀樓工會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於1969年正式登記成立，是臺北市最早成立的工會之一，只要是屬於金銀細工的銀樓業者，都可以申請參加。 現年82歲，曾任銀樓職業工會第7屆理事長的簡天鶴，幾乎完整參與了工會的創會到發展過程。簡天鶴是桃園慈湖人，13歲那年，離鄉背井到臺北做金工學徒。簡天鶴的師父呂阿文，就是後來台北市銀樓工會的創會會長。 ▲ 第7屆理事長簡天鶴於2019年幹部教育訓練時的演講照片。（圖片提供/台北市銀樓職業工會） ▲工會歷任理事長，第7屆理事長簡天鶴（圖片左頁右上方）。（圖片提供/台北市銀樓職業工會） 他還記得，在臺灣貧困的50年代，當一個金工學徒，意味著將要迎接一段長達4年以上的苦日子。「那時候鄉下人到臺北做工，一年只能休假一次。他（師父）一開始跟我說，4年就可以出師，但後來才會告訴你，為了要感謝師父，你要再多工作一年，我就當學徒當了5年。」簡天鶴回想，當時自己整整5年都沒有工資拿，只有每個月幾十塊錢，給作生活所需。 同樣也是金工師傅出身、也是現任（第18屆）理事長的吳三村，也有類似的成長記憶：「中午要送午餐、下午下班還要送雨傘。那時候連師父生的小孩，還是我在帶。」他補充：「我們早上9點開始打掃，10點開始做工，到了中午吃飯，下午一點再繼續。晚餐是6點，吃完繼續做到晚上12點。」另外，一年也只放三次假，端午、中秋、除夕夜。不過他們回憶時，也充滿笑語，正是這樣上一輩艱辛的學徒生活，養出一代代的老師傅，成為臺灣珍貴傳統技藝的重要傳承者。 到了簡天鶴17歲時，師父呂阿文開始規劃要成立銀樓工會，身為助手的他便一邊工作、一邊替師父打聽哪裡有金工與珠寶工廠，好拉攬會員。只不過，前幾年的籌備都是失敗的。 「因為那時候人很少、經濟又不好，組不成只好休息。」簡天鶴說。這樣斷斷續續的招募流程，讓工會直到1969年才成功創立。 在當時呂阿文任內，會費訂定為每年60元；並且也替勞工爭取工資、彈性工時，也讓原初的銀樓工會有了基本運作。 「組工會很不簡單。有一次搞到就沒有辦法，因為會費不好收，我就騎腳踏車去一個一個收錢。我還有一次叫分區所有的理監事去收錢，有人收我才要繼續做，你不收，我就不做。中正區有中正區、信義區有信義區，不然工會沒有錢，做不起來，大家合作收錢。不然我一個人，沒辦法。」簡天鶴回憶。 只不過，因為當時臺灣整體經濟狀況不好，當時金工師傅收入也並不高。而且因為金工屬於靜態體力活，又是包吃包住的師徒制，也有一些行動不便者，從小就被送到金工鋪做學徒。在當年還未有完整的勞動制度觀念下，一開始工會的招募與拉攬並不容易，在最初期參加工會者，還只有一百多人。 ▲台北市銀樓職業工會創會會長呂阿文（左上）。（圖片提供/台北市銀樓職業工會） 二、經濟起飛，開啟工會的黃金時代 前述提到，在國民政府來臺初期，為穩定物價，黃金是禁止販賣、也嚴格管制黃金外流的，這使得臺灣的金工工藝發展，一方面受國家嚴格管制，另一方面，大多屬於民間禮俗細工的加工範疇，較難得到廣泛發展的機會。[1] 不過，進入80年代，隨著臺灣產業結構轉型，從進口替代，漸漸改變為出口導向，經濟起飛後，銀樓工會也迎來了全盛期。臺灣各地開始成立不同職業工會，當時主要負責的業務為辦理勞保、提供入會福利、以及定期舉辦活動，促進成員間互助關係。 隨著臺灣經濟起飛，對於金工產業有好有壞，好處是工會開始逐漸穩定運作、師傅收入也增加；但是壞處，則是當產業規模擴大，也讓工會遇到更多人事糾紛。 第11屆理事長林輝炳指出，早期金工師傅主要的業務範疇，還是製作婚喪禮俗、宗教儀式需要的裝飾，尤其缺乏專業工具的年代，各種裝飾雕花，都得從模具開始，由工匠親手設計、打造，因此金工不只是體力的勞動，也是一種專業技藝。 為了延續前人留下的工會招牌，簡天鶴一方面堅持繼續保有前人留下的60元會費規定，讓會費30年不漲，不讓成員跑掉；另一方面，他也曾自掏腰包，在福君飯店邀請會員吃飯，席開100多桌，以慰勞金工師傅的辛苦。 另外，在原先承辦的業務漸漸穩定後，他也規劃出更多活動，以促進工會發展。例如，在他任內開始舉辦棒球比賽。「那時候加入銀樓工會還沒有什麼好的，我們就想辦棒球比賽，最多還有五隊，」初賽、複賽、決賽，共三天的比賽。「甚至還有選手宣誓，都是認真在打的。」簡天鶴幽默地說：「在當時，全臺還沒有人辦耶，只有我們耶。」 1984年，簡天鶴從過去的常務理事，轉為工會理事長。[2]在他任內，更重要的是，確立完整的財務制度，將勞保費、工會會費、以及銀工之家，分開帳本處理，以釐清財源用途。此舉，奠定了未來替工會置產、讓工會能夠永續運作的重要經濟基石。 接任第11屆理事長的林炳輝認為，正是因為簡天鶴在任內將財務與體制打造好，才讓工會能夠穩健運作。
▲簡天鶴理事長（圖中）參與工會活動照片。（圖片提供/台北市銀樓職業工會）
▲銀樓工會第2屆銀工盃棒球錦標賽。（圖片提供/台北市銀樓職業工會）
▲銀樓工會第2屆銀工盃棒球錦標賽頒獎典禮。（圖片提供/台北市銀樓職業工會）
三、群雄競逐，工會陷入分裂危機
在1996到2008年間，工會迎來全盛期。
正值經濟起飛時期，也讓工會面臨派系分裂。接任的理事長林輝炳回憶，在他正式上任前，就有至少三派人馬想要爭奪工會理事長位置，甚至曾有黑道嗆聲。「如果你說之前是一團和氣，那到我的時候，就是一團悶氣。」林炳輝開玩笑說。
「以前鬥爭得很厲害啊，常常開會都還會罵三字經呢。」林炳輝回憶。當年光是不同派系爭吵會務，就鬧得不可開交。爭吵的原因眾多，其中最大主因，就是工會辦公室地點。因為在過去工會草創時期，是簡天鶴臨時在赤峰街租的套房，「後來因為經營得不錯，就搬到和平西路，買一間更大的，更後來才搬來這邊。那時候成員應該已經有一千多人了。」
當時會所在延平北路，因樓梯狹小，想要換間有電梯的會所。只不過，當不少人對於工會位址有歧見，「但又提不出好的。」林炳輝說。
在過去的年代，社會對肢體障礙者的接納度仍然較低，使他們在職業選擇上受到許多限制。因為金工業不太需要走動、又能受到專業訓練，因此成為肢體障礙者常見的一個求職選擇。林炳輝回憶，在當時的工會舊址，障礙者、或者是上了年紀的七八十歲老會員，「每次來（延平北路）工會，沒有電梯、要爬三層樓，樓梯又很擁擠」，常讓會務人員擔心是否容易造成意外。
因此在多方考量之下，林炳輝大刀闊斧地決定將舊工會位址賣掉，最後決定在地點方便、靠近捷運站、又有電梯，能夠讓年老與身體不佳的會員也能夠順利處理會務的西門町捷運站外的西寧南路建立工會新址。
而正是因為林炳輝耐心處理金錢、工會地點置產等問題，最後才終於擺平異議聲音，讓原本勢如水火的三派對立，最終化成無黨無派的結果。
▲林炳輝擔任工會第11屆、第13屆、第14屆理事長，見證了工會在80年代的全盛時期。圖為林炳輝2019年參與銀樓工會幹部教育訓練的演講。（圖片提供/台北市銀樓職業工會）
「『三國統一』這件事情，對我們工會來說是很重要的。因為這關係未來能否推動更好的業務。」吳美瑱說，台北市銀樓工會是臺灣銀樓界最大的工會，「所以理事長的位子大家都想爭，」工會內部要是不合，對外當然無法團結，「就算理事長想做任何事，但理監事們不同意，什麼都無法做。」
林炳輝說，許多工會發展，常因編制擴大、路線不同，最後產生裂痕。他也分享自己的經營心得，畢竟每一任的理事長與工會的個性都不同，要怎麼樣將工會經營得和諧，他笑著說，自己有最重要的三點心法：「奴才、錢財、人才」。林炳輝認為，只有將工作、金錢、人際三方都處理妥貼，才能夠讓團隊上下一心，好好處理問題。
不過，在90年代晚期，工會面臨了一波人數減少的危機，也是臺灣普遍面臨的困境。擔任工會總幹事的王淑芬說，過去臺灣尚未推動全民健保時，勞工必須加入工會才能參加勞保，持「勞保單」看病。只是從1995年（民國84年）健保開辦，便慢慢取代了勞保的功效。「很多人覺得不需要勞保了，就會想停掉。那時候不只是銀樓工會，幾乎所有工會都受到衝擊。」銀樓工會同樣也減少了一批會員。
根據工會提供的數字，從過去的4,000多，到2000年後減少為3,700人左。到了2017年後，會員人數為3,528人。
四、華麗轉型，開辦金工達人競賽
在這十年間，會員人數略有下降人數的跌落，其實也就是金工產業的發展縮影。工會在近十餘年間逐漸凋零的主因，大致上有二：科技進步，使技藝難以傳承；以及面對中國低價競爭，臺灣精緻金工難以打入既有的東南亞市場。
首先是機械技術的提升，對於傳統金工產業確實造成不小的衝擊。在過去，「以前，你什麼工具都要自己做，因為根本沒有人在賣。送給神明用的金牌是用手打的、小孩子的滿月用的黃金帽花也都是自己做的。」林炳輝回憶。
以帽花為例，「我們用錫做模子，先畫好設計以後，把它（錫模）反面打凸，正面雕好，再把黃金壓得薄薄的，蓋上去，再用錫壓黃金。」當然，各種珠寶裝飾的設計圖案，也必須自己想、自己畫。「那時候所有的花色、款式都是手工。雕龍畫棟、梅蘭竹菊，因為沒有機器，我們都得自己參考、自己畫。」林炳輝解釋，金工師傅在當時就是集合美術設計、工匠技藝於一身的專門絕活。
不過到了後來，出現專業工具後，這些細緻的手工活便在數十年間，逐漸消失。不只出現各種模具、機械代工，吳三村更提到，現在不少珠寶工廠都會使用3D列印的方式，來製作戒指底座、胸針本體等，也大幅降低技術門檻與製作成本。當然，好處是能夠讓金工鋪或工廠更穩定品質、快速供貨到市場；不過壞處是，卻也因此失去了傳統金工的手法，以及每一件都獨一無二的藝術價值。
另外，因為技術進步，伴隨著臺灣整體勞動環境的提升，過去金工師傅仰賴的教學「師徒制」同樣也難以保存。老師傅收不到，或者也不願再收新學徒，老會員凋零、新會員人數停滯，使得整體產業人口老化。現在的金工新生力軍來源，大都是從科技大學的設計金工專班，或是一般職業專班而來。
第二個原因，則是面對中國的低價攻勢，原本臺灣的金工品牌定位，有部分受到衝擊。「其實在林理事長的時候，（金工）就已經有傳承的問題了，年輕人慢慢不做了，珠寶這一行也在走下坡。另外，大陸那邊的大量金工，也讓我們受到影響。」第16屆理事長吳美瑱分析。
在過去，臺灣的金工藝品主要外銷至東南亞，供應給當地的華人珠寶市場。不過，隨著80年代晚期中國市場開放，大量機器製作的廉價金工飾品，取代了臺灣手工的工藝品。
「大陸都拚俗啦！」林炳輝補充道，「當然，比較精緻時尚的，還是臺灣比較好。大客戶早期是買香港的金工，後來買臺灣的。」但是中下等級的金工產品，競爭力則輸給中國，這樣的現況，也令吳美瑱相當擔憂。
「人數為什麼會減少？因為你沒有讓他們看到希望啊。」吳美瑱說。「臺灣有一個問題，就是沒有辦法很專心的扶助好一個行業。我們有這麼好的技藝，但是讓人家看不見，很可惜？如果政府能夠扶助，讓世界看得到說『我想要做訂製珠寶，來臺灣就對了！』這樣，就能夠打造臺灣的一條龍。」
「在我接任的時候，就看到我們的行業在凋零。以前他們學了幾十年的手藝，到了景氣不好的時候，只能放棄，去開計程車。於是我們就開始思考，要怎麼樣才能讓情況改變？」被其他人形容為「直爽又細緻」的人，也是工會理第一位女性理事長。吳美瑱卻笑說，自己比較像是男孩子個性。和前幾任理事長不同的是，吳美瑱雖然不是金工師傅出身，卻是第一個引入行銷思維進入工會的理事長。
▲第16、17屆理事長吳美瑱。（圖片提供/台北市銀樓職業工會）
「第一個，我想到的是他們的保險問題。因為我們會員多，就去叫了幾個保險公司來，那時候很多人得癌症，但癌症險很貴。我們的人數就是優勢，我想知道如果談很多人，能不能爭取到比較好的團保癌症險？」因此在她擔任理事長的期間，她與幾家保險公司爭取團體保險，最後談到兩百多元的團保，裡面就包含了癌症險，也替會員爭取更好的福利。
解決了醫療問題，下一步就是希望讓更多人看見金工業的無名英雄，從臺灣走向世界。「再來就是說，我們配戴的首飾，都是我們的會員做的產品，但我們的會員，卻是長期被店家給忽略的。所有人只知道名牌，但都不知道背後是哪一個師傅做出來的。當店家喜歡你的時候，多給你一點工作，但當店家不喜歡你的時候，你的工作就沒有了。可是我們認為，他們就是幕後的英雄。」
因此在2013年，銀樓工會首次開始嘗試舉辦金工比賽，希望提升會員的社會地位。
第一次辦理的「敦煌國際珠寶設計比賽」，除了搭配慈善拍賣，還結合婚紗業與凱渥公司的模特兒參與活動，吸引人氣。2014年為「台灣國際珠寶設計比賽」；到了2015年，正式定名為「台灣金工達人競賽」，每年定期舉辦，並有完整的賽制流程，邀請各個專業的金工師傅來參加。
現在的金工達人比賽，是場為期三天的競賽。賽制詳細完整，包含「初賽」、「複賽」以及為期3日的「決賽」。初賽是寄出個人作品，例如戒指，到工會參與評比，評審會針對美感、工藝、理念等不同面向進行評分；待進入複賽，則必須在現場，依照評審給予的材料與設計圖，做出指定的作品，考驗的是參賽者的工藝技術及臨場能力；等到了最後一場，就是為期3天的決賽，則是由評審提出抽象的意象題，例如「敦煌」、「蝶戀花」等題目，讓各位參賽者自行發揮設計創意，完成一件金工藝術品。
「就像是特級廚師考試，我們給你題目，但是材料要看你可以用鮑魚、還是用杏鮑菇啊！」林炳輝說，考驗的是師傅本人的創意與思考。
得獎者除了能獲得5萬元獎金，還能在世貿中心珠寶展與珠寶商合作，讓得獎者的作品曝光。對師傅來說，有了登台行銷的機會；對一般民眾來說，也能夠多認識作品背後的創作者，打造雙贏局面。
這樣完整詳實的賽制背後的用意是，「我想要讓金工師傅，做為珠寶設計的幕後英雄，被社會看見。」吳美瑱說。
林炳輝就分享有一年他被分配到要將2013年敦煌珠寶設計圖比賽獲得第三名的設計圖作成珠寶成品，當放在門市展售時，門市人員介紹這是經過臺北市珠寶設計比賽做出來的得獎作品後，馬上被一個外國人以高價8萬多元買走。」
在過去，太多無名的金工師傅在臺灣的產業洪流中，作為默默的無名英雄，沒有被看見。不過，隨著臺灣漸漸開始重視自身產業文化，這些辛勞與記憶，也應該被傳承下去，並發展出自己的新風貌。
▲歷屆金工達人競賽文宣。（圖片提供/台北市銀樓職業工會）
五、期許新秀，翻轉過往刻板印象
面對產業老化，2020年之後，除了危機外，其實也有轉機。例如金工中的性別不均問題，吳美瑱觀察，隨著年代進步有了改善的狀況。「其實這幾年我們發現，參加工會的年輕女生，沒有想像的少。」並且，隨著斜槓青年、創業風潮興起，開始有不少女性自己一個人開創金工工作室，製作項鍊、耳環等首飾販賣，甚至開班授課。
「像是這屆金工達人比賽，進入決賽的就有黎明科大的女生，才20歲。去年她就來參加，今年又來。」吳美瑱開心地說，「今年也是第一次有女生入圍決賽的一屆。」今年邁入第6屆的金工達人競賽，就海選出12位選手，其中有兩位女性，分別是林顗蓁與林子晴。林子晴今年31歲，目前在珠寶行擔任金工師，而林顗蓁今年20歲，就讀黎明技術學院三年級。
今年的決賽主題，是「2020愛你~愛你」，參賽者必須按照試題圖完成作品，題目是一枚長8公分，寬5公分，鑲鑽、海藍寶和蛋面翡翠的胸針。只是礙於疫情，本來預定今年9月頒獎的金工達人競賽，將延後到11月辦理。
▲今年金工達人決賽參賽者林顗蓁。（圖片提供/台北市銀樓職業工會）
▲今年金工達人競賽決賽參賽者林子晴。（圖片提供/台北市銀樓職業工會）
「現在參加比賽的年輕人也比較多啦，因為有的老師傅比較閉俗，都悶在家裡自己做，不愛出來比賽，我們想叫他們出來，但有人覺得自己如果比了，輸了不好看，哈哈哈。」吳三村開玩笑地說。
「現在金工師徒制已經不實用了，老師不可能只收一個徒弟，現在師傅應該也不願意教啦，現在資訊這麼多，我在這裡學一下、那裏學一下，就想跳槽。我簽來這裡做3年，不太可能了。不像我們早期這麼憨啦，哈哈哈。」
吳三村說，未來可以做的方向，是更多的產官學合作。「其實有很多學校都有開設金工班，或者是科技大學的設計科有金工選修，我們工會可以補助一些給學校，不用很多錢，可以跟他們配合課程，我們可以去那裏招攬學生比賽，也才有辦法延續金工啦。
另外，近年來，景氣不好也是讓產業漸漸凋零的原因之一。「以前你有錢，你就想讓人知道嘛！你看到別人戴什麼，下次你就想戴一個更大的，這種時候珠寶就有存在的價值。以前經濟好的時候，口袋裡隨時有錢，來這裡只是喝個茶，就覺得看到珠寶喜歡，幾萬塊都很簡單可以下手。但現在，其實景氣不好，我們珠寶金工就會面臨很大的衝擊。」吳美瑱說。
他們也觀察，對技術較普通的師傅來說，可能較容易失去工作，但對技術好、客源穩定的師傅來說，還是有生存機會。「尤其現在還是很多人在收藏珠寶，喜歡的就買石頭、自己設計，或是請珠寶銀樓幫忙製作。」吳三村說。
那麼，面對大環境的困局，工會會希望政府能幫上什麼忙嗎？吳美瑱提出自己的觀察：「在這種時候政府可以給的，應該是提供更多讓金工師傅學習的機會。我覺得現在可能是適合進修的時期，當沒有工作的時候，就是要讓自己多一個斜槓人生。這是很重要的。例如美學、行銷、技藝提升。因為我們不能因為景氣不好，就停止學習。」
不過面對景氣不好的社會，工會能夠做的最有效解方，或許就是讓更多原本不懂金工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有更多接觸金工的機會，例如開設給一般民眾的金工班、媒合珠寶金工鋪和學校合作，盼未來能翻轉金工的刻板印象，挖掘出產業轉型的活水新氣象。
▲2020金工達人競賽決賽評審團大合照，照片中央藍色領帶者，為現任理事長吳三村。（圖片提供/台北市銀樓職業工會）
六、後記
採訪過程中，我們也感受到工會裡從理事長到總幹事，不論是前後任交接、主辦比賽、或者是服務會員，都是秉持著互相信任的一個團隊精神。
「快35年了，其實真正在第一線接觸到會員、關懷他們的，就是王小姐。我自己看到的是他們對會員的關懷。」例如有個會員失能，慢慢成為漸凍人，王淑芬當時就為了她的福利四處奔走。
王淑芬分享：「這個會員是小腦萎縮症，她是一個非常弱勢的個案，本來是她跟妹妹都保，但後來妹妹過世了，那筆錢就被弟弟拿走了。」個案之前也有一些爸爸的債務要處理，加上生病，腳走路不穩，又越來越瘦。
「當時我們想辦法去問社會局。但因為她的資格還是不符低收入戶，所以區公所的人想幫也沒辦法幫。幾年前，她跟我說想要辦退休，這樣的狀況，我認為按月領會比較好，但她又有卡債問題，錢進了戶頭，就會被扣掉。後來是慈濟對她伸出援手，我們就跟板信銀行開了一個戶頭，勞保局的錢到了戶頭，就可以請她領出來。」王淑芬說。「而因為她還有一個同居男友，我們也擔心她把錢放身上，會一下子就不見或被拿走，所以我們讓她每次來這裡分次領出來。」
「如果她退休，依照她對勞工條例的熟悉度，我看都可以去當講師了。」林炳輝開玩笑說。
「我們工會，正是因為有這些會務人員，才能夠成為幸福工會。」吳美瑱總結道，「有很多工會的會務人員都比較官僚，但在這裡大家都像是家人。」
或許「團結」，就是台北市銀樓職業工會存在的核心價值，因為前人的創立，緩解了派系鬥爭、發展出獨特文化，並且關心每位成員，一步一步地，銀樓工會不僅是讓銀樓的技藝有了承接的可能，也將每個成員視如己出，盡力讓所有人都能得到溫暖，這或許也是工會能得到最好的奮鬥目標。
▲銀樓工會團體出遊照。（圖片提供/台北市銀樓職業工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