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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故事(上)

.前言:


大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69年,原屬裕隆汽車投資企業,在1977年由欣欣客運接管共營,1979年向退輔會申請獨立營運迄今,現擁有42條公車路線,主要行經臺北市北區(北投、關渡、士林),東區(信義、內湖、南港)及新北市(板橋、土城、新店)。目前員工數約400人,其中駕駛就佔了293人。

       大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69年,原屬裕隆汽車投資企業,在1977年由欣欣客運接管共營,1979年向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簡稱退輔會)申請獨立營運迄今,現擁有42條公車路線,主要行經臺北市北區(北投、關渡、士林),東區(信義、內湖、南港)及新北市(板橋、土城、新店)。目前員工數約400人,其中駕駛就佔了293人。

  在臺北市,大南汽車與欣欣客運是唯二具備軍方色彩的客運公司,背後的投資者同樣都是退輔會,是少數的「自主工會」。
 

第一章、大南工會30週年從被扶植走向自主


  1987年臺灣解嚴,隔年報禁解除,工會、社團組織等如雨後春筍般冒出。1988年元月,大南汽車駕駛周賢傳與外部產業工會聯手,預備籌組大南汽車企業工會,周賢傳積極到各場站奔走、召募會員,消息逐漸傳開,當大南高層聽聞此事,非但沒有阻饒,更反將籌組工會的主導權搶過來,指派公司最會賺錢的、名叫黃四正的站長,負責輔導工會成立。
 
  同年10月14日,大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正式成立,除站長級以上的主管,其餘員工一概強制入會,只不過,工會幹部雖美其名是由會員投票選出,但背後則是由各場站站長「欽點」優良駕駛出線,等於只有管理階層認可的勞工,才有資格擔任工會幹部。
 
當時的大南汽車董事長牛同崙,到工會第1屆會員代表大會致詞 參與會議的大南會員代表
在資方的扶植下,大南汽車工會在1988年10月14日正式成立。左照為當時的大南汽車董事長牛同崙,到工會第1屆會員代表大會致詞。右照為參與會議的大南會員代表。 (圖/大南汽車工會提供)


  現任大南汽車企業工會理事長鄧有明,從第四屆開始擔任工會常務理事,第九屆工會改制時開始擔任理事長,他強調就他自己所觀察,工會成立以來,資方從未干涉工會決策與行動,他也認為30年來大南汽車之所以能保有一定程度的勞資和諧,與工會成立過程有關。
 

我們工會的成立,資方很誠意……像我們交通業,老闆非常反對勞工成立工會,來對抗公司,我們的公司是剛好相反,不但公司同意我們成立工會,而且還請專人指導,這就是我們目前為止勞資和諧的第一個要件。

 
  不過,鄧有明心裡也清楚,公司當初願意主動輔導工會成立,雖然事後不至於一手掌控工會運作,但仍藏有私心,不全然是鼓勵員工投入爭取權益,公司也怕阿貓阿狗來,到時候跟公司對立,對大家都不好
 
  鄧有明說,雖然是資方輔導成立,但是很民主,從來不過問,勞資溝通管道一向保持順暢,每三個月定期召開一次勞資會議,只要跟勞工有關的權益,工會也可隨時找公司高層談;再加上大南是退輔會的投資事業單位,具半官方色彩,公司不敢恣意觸法,產生勞資爭議的機率自然小。
 
  而隨著工會成立時間越來越久,有意願投入工會事務的基層員工也越來越多,漸漸脫離資方授意,理監事選舉全面民主化,任何會員都可參與選舉,理事長更是由全體會員直接選舉產生,大南汽車工會已完全走向自主。
 
舉辦選舉,在各場站設置投票所,方便會員投票 改制後的工會幹部,左3是現任大南汽車工會理事長鄧有明。
2012年,因工會法修正,大南汽車工會增設理事長,並舉辦會員代表、福利委員、理事長選舉。理事長是由全體會員直接投票選出。左圖為舉辦選舉,在各場站設置投票所,方便會員投票,右圖為改制後的工會幹部,左3是現任大南汽車工會理事長鄧有明。 (圖/大南汽車工會提供)
 

第二章、最激烈一戰:替站務員追討加班費

 
  自1988年工會成立後,大南勞資關係長期處於承平時期,直至2005年,當時的陸軍副總司令陳金生提前退伍,轉任大南董事長,在大南掀起了一波改革。
 
  當時陳金生為了償還公司先前積欠銀行的債務,一方面力行樽節,大砍員工福利,另方面卻因組織內鬥,花大把不必要的銀兩,硬將公司據點從關渡遷移至承德路,種種行徑導致基層員工怨聲載道,激起勞資對立,也讓大南進入了勞資關係最動盪的時代。陳金生這個人,也成了工會幹部口中,最懷念又最可惡的爭議人物。
 

陳金生過來的時候,是我們公司最狼狽、欠銀行的債是最高的時候,欠了大概4億1千多萬,說來話長啦……前面那位董事長(註:范宰宇)大量採購車輛,連車輛時間未到的,也提前汰換掉,本來我們可以買的車子大概30輛,他要走的那一年就買了將近70輛。

 
  鄧有明回憶,公司成立的營業額才2千5百多萬,卻因大量購車,光積欠銀行的利息就高達4億1千多萬,陳金生接任董事長時,公司的營運狀況一度撐不下去,轉賣傳聞甚囂,財務窘迫的狀態下,公司找來工會協商,給出兩方案,一是重新調整公司薪資結構,二是員工薪水集體縮減兩成,但變動太大,引起強烈反彈,最後兩方案才都作罷。
 
  但是,對外債務高築未解,公司不得已只好對內縮減、終止員工福利,各種名目的福利金陸續被砍掉,原本各場站的站務員,每個人每月管理一臺車,可領66元車輛管理費(簡稱車管費),每個站務員管理的車輛總數各不同,當公司連車管費都收回的時候,終於引爆站務員的不滿。
 
  由於大南汽車站務員的上班型態是做一休一,出勤一日需做滿24小時,早上9點工作到隔天早上9點,才能休息一日,每月30天,上班15天,每月工時長達360小時,遠遠超過當時《勞基法》訂立的168小時的上限,然而公司每月給付的加班費卻只以45小時計算,長期「吃掉」實際的工時與加班費。
 
  2007年,各場站加起來共19名站務員首先發難,先略過工會,私下連署串聯,向公司追討加班費,但與公司協商未果,最後才委託工會出面到臺北市政府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同時透過大南汽車工會的上級工會臺北市產業總工會助陣,動員各基層工會擴大聲援,原本已擬定對外召開記者會,企圖製造輿論向資方施壓,這也是大南汽車工會成立以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勞資關係嚴重衝突。
 
訴求文宣-示意圖 訴求文宣-示意圖
2007年,大南19名站務人員爆出追討加班費爭議,上圖為當時的訴求文宣。 (圖/大南汽車工會提供)


  大南汽車工會副理事長陳盛雄說,當時19名站務人員爭取的是2001年到2006年的未修完特別假工資、延長工時加班費、例假出勤工資差額,因站務員們與公司談判破裂,轉而尋求工會出面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經過4次調解會議,歷時將近5個月才達成共識,順利追討回加班費。

  鄧有明表示,當時勞資雙方鬧得很僵,工會不但準備好召開記者會,控訴資方未給付加班費,更製作了500條黃絲帶,籌畫讓每個公車駕駛綁在頭上開車,吸引乘客注意,帶動輿論風向,最後是陳金生派了一名特助出面協調,再加上勞工局人員明確指出違法事實,公司深知理虧在先,只好退讓,工會才順利替19名站務員追討5年的加班費,更溯及這5年內曾經擔任過站務員的所有人,總共償還了約93萬。

工會當時甚至製作了500條黃絲帶,預備讓駕駛帶上開車,引發社會關注
為站務員追討加班費,是大南汽車工會與資方關係最衝突的一次,工會當時甚至製作了500條黃絲帶,預備讓駕駛帶上開車,引發社會關注。(圖/陳盛雄提供)


  不僅如此,公司還一併建立了站務員的排班新制度,從原本的做一休一,改成333,3天早班12鐘頭,3天晚班12鐘頭,接著休息3天。鄧有明說,當時仍沒有周休二日,一個月頂多休8天,站務員改成333制度後,一個月可休息9到12天,逾時加班費照領,休假變多,實施後,站務員再也沒有任何抱怨的聲音傳出。
 
  不過,在這場看似打贏的戰役裡,大南汽車工會並沒有獲勝的歡欣心情,反而感到特別的憋屈。
 

其實喔,你一直爭,爭到最後受傷的是整個大南的會員。已經得到便宜的是這幾個幹過管理員的,吃虧的是我們所有的會員,因為那一年我們完全沒有年終獎金……

 
  副理事長陳盛雄則笑著糾正,其實當年公司還是有核發年終獎金,只是從原本的1.5個月,變成只有少少的5000元,這是笑話啦,同業的駕駛問說今年多少,那我們駕駛都給他比5個月,1個月1000
 
  公司該年以沒錢為由,大幅度縮減年終獎金,由於站務員的職務性質,已算是各場站的管理人員,19名站務員成功追討到加班費,卻苦了200、300多個基層駕駛員、技工等,大家難免感受到自己「被牽連」,更有種相對剝奪感,部分會員因此怪罪工會無能。
 
  而對於是職務具備管理性質的站務員率先挺身爭權益,而不是最多數會員的駕駛員發起,工會幹部們都大嘆可惜,這是工會成立以來最大的一樁,本來有勞資爭議的應該就是駕駛才對,不是後勤人員,沒想到是他們先發難
 
  此外,在站務員追討加班費過程中,也發生了一件讓工會幹部至今咬牙切齒的小插曲。鄧有明提到,19名站務員裡,有2個人「窩裡反」,私下致電公司高層輸誠,解釋自己是礙於集體行動的壓力,才跟著加入追討行列,最後這兩人除了拿回加班費,還有人因此升官當起站長,等於兩邊得利。當時幹部們雖然心知肚明是哪2人「窩裡反」,但礙於無法說開,只好自己摸摸鼻子作罷。
 
  也因為追討加班費的行動者身分、後續更殃及全體員工年終獎金縮水,中間更有少數人兩邊得利,讓這樁工會成立以來最大的一場仗,始終蒙上一層陰影。
 
  而在陳金生擔任董事長的動盪時期,除了站務員追討加班費、大砍年終獎金等福利,另外一項爭議就是他執意將公司從自家土地的關渡,搬遷到承德路另外承租辦公場地。
 
大南汽車現址位於關渡,後有山、前有河
大南汽車現址位於關渡,後有山、前有河,在董事長陳金生的任內,被遷往承德路,直到下任董事長
才又遷回。(圖/大南汽車工會提供)

  陳盛雄說,當時公司以財務吃緊為由,大幅度刪減員工福利與津貼,宣稱藉此彌補財務缺口,但一方面頻頻喊窮,要求員工共體時艱,另一方面卻執意花大錢,將公司遷往承德路,先花了一筆200多萬元的硬體裝修費,每個月更多支出高達45萬元的租金,且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因無法負擔高額租金,賠償近千萬元的違約金後,再度遷到文林北路,月花18萬6千元繼續租房。
 
  以上種種錯誤決策,讓陳盛雄氣得以「基層員工」署名寫了一封陳情書,狀告退輔會。只是陳情書最後猶如石沉大海,陳金生並未因此受到調查或懲處。直到2009年,下任董事長張昭禮到任,才將辦公場所遷回關渡。
 
  隨著陳金生四年任期滿,勞資雙方的緊張關係也趨於和緩,慢慢又回到了先前的和平共處模式。